福柯什么是启蒙，我们要对理性加以怎样的批判和限定？

福柯什么是启蒙，我们要对理性加以怎样的批判和限定？

忘了感谢羊村是死罪呐~

头一次写完福柯的题。。。

参考文本：

福柯《何为启蒙》 李猛译

福柯《什么是批判》

康德《何为启蒙》 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福柯《康德与启蒙问题》 倪奇志译

高宣扬 《福柯生存美学的基本意义》

莫伟民《福柯与理性批判哲学》

福柯思想当中有一条非常有趣的暗线，贯穿了福柯一生的研究，就是对于启蒙的考察与反思，对于理性进行批判。

这一行动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在做，因为这一批西方思想家都意识到，西方文明自身会产生纳粹这样的怪物，有可能是理性传统自身产生的问题。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出了《启蒙辩证法》，痛陈理性的自我毁灭。而福柯和他们的问题是相通的，他也在努力尝试探索清楚，什么是启蒙，我们要对理性加以怎样的批判和限定？

福柯对于理性批判的命题主要有这么几个方向：

一），西方的理性传统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它的合理性是某种偶成的形式。

需要对历史合理性的内核加以分析，这种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而理性主义传统又怎样塑造了现代与现代人？这就是福柯所说的“通过“思想”我们讲述可以成为经验大本营东西的分析。第一，可能的知识形式；第二，个人行为的规范模子；第三，可能虚拟主体的存在方式。”

这包括了福柯大半生的工作，可能的知识形式指向的是《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个人行为的规范模子指向的是诸如《规训与惩罚》。对于可能虚拟主体的存在方式指向了对于人类学的批判。

二），理性的形式是多元的而非均质的，而我们从理性自身的桎梏当中摆脱出来的可能性在于自我启蒙，在于激活一种持衡的批判。

早期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理性的区分包含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工具理性（与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控制以及政治统治的实施相联系），通过某种合乎规划的手段来实现理性主义设计的蓝图；一种是解放理性（允诺人类从专制解放出来的可能），可以被知识分子或上层人物发现和培育，引导构建理性社会的革命主体的崛起。（“由上到下”与“由下到上”，简单说）。但是西欧实际的发展却是工具理性的泛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代社会是无往不在的权力网络，技术与知识严密地塑造了现代人。

福柯认为，理性的自我解放依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在于知识分子，而是在于每个人的自我启蒙。福柯在他的多次讨论当中都强调了，知识分子并不在人们的自我解放中占据关键性的位置。这不仅在功能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原则上是不恰当的。

康德在何为启蒙的文本当中，就强调了，启蒙的首要原则是运用自己的理智，摆脱不经别人引导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状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莫伟民老师在《福柯与理性批判哲学》当中指出，康德在这里的表述是“把人的不成熟与人的不自由联系起来，把理性与成熟并列提出，认为理性有助于人从监护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这强调了人之所以无法实现启蒙，在于他始终处于他者的监护状态。这也是一种理解，启蒙必然要走向对于他者限制的反对。

但是福柯在后来的分析当中谈论到，人们之所以处于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并不是因为，政治—法律层面中国画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人人都无能并感到行使自己权利的能力被剥夺的法律上的不成熟状态”。而是人们出于自身的怠惰或者意愿，用他者的权威取代了自身的理智。或者换句通俗的话来说，放弃思考。福柯在分析中引用了康德举的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状态：“个人以一定方式使用这三种权威————书的权威，神修导师的权威，医生的权威——发挥作用；个人以一定方式发挥作用的书代替其自身的理智，而不是自己拥有理智。他以一定方式使神修导师的良心代替自己发挥作用的良心，而神修导师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最后是某种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的方式，这种专门知识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如同用医生所掌握的生活知识代替他在自己的生活方面能够知道，决定，或者预测的东西。”

我们只所以不能摆脱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因为我们的怯懦与懒惰。

理性的自我解放是启蒙自身的原则。

和康德一样，福柯也意识到，自由和自律是理性自身的条件。理性的使用在何种意义上是非法的？理性在何种条件下的使用又是正当的呢？只有确定正当运用理性的前提条件，我们才能深入了解“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又可能希望什么”。

福柯的工作包含两个向度，一个向度是开展新的历史追问领域，一个向度是确定一种新的伦理态度。

我们想要了解理性怎样超出自身的界限，通过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来理解理性主义传统这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康德仅仅把理性限定在经验的范围之内，理性存在着某种实施的先天必然条件。而福柯试图表明，理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历史性的，它具有偶然的历史起源。福柯强调通过分析理性来触及历史合理性的内核，来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断强制的成分。总之，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 ”要确定康德在对启蒙运动的评价中，为现代哲学所划分出的两个可能的批判方向：1，构成知识形式的可能条件是什么？2，什么是经验的场域？什么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主体性？这些构成了启蒙的特殊的历史形式。

同时中国画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我们又要确定理性正确运用的条件，通过理解自我治理与他人治理的关系，回归到“关怀自身的生存方式”福柯什么是启蒙，我们要对理性加以怎样的批判和限定？，“要将自身交付现实（）、交付现时（l’é）进行检验。”去理解怎样的无意识地，普遍地结构决定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并尝试对其进行批判分析。康德在何为启蒙当中所分析的理性使用的前提条件中，包含着的两组矛盾：服从与争辩；公共与私人 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这些构成了启蒙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持恒批判。”

所以，让我们回顾福柯在1984年写下的《何为启蒙》当中谈论到的东西，我想突出几个部分（私货）：

启蒙的否定性方面，拒绝对启蒙的“挟持”。

“我们必须从“对启蒙非敌即友”的知性上和政治上的挟持中寻求自我解脱一样，我们也必须摆脱将人道主义主题与启蒙问题混为一谈，这是一种在历史和道德意义上都令人困惑的混乱观念。”

不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之间的战斗，还是古今之争，都无法避免启蒙所给定的问题域，像福柯所说的，“我们是被启蒙规定的历史存在”。启蒙所规定的现代，展示出了复杂，碎片化的特征。将对现时的分析，简化成为立场之争，就忽视了启蒙的复杂性。每一位思想家的论题确实可以简化成一些简单的论述，但是因为论述放弃深入细致地思考，是舍本逐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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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再补充一些观察，来尝试解释清楚理性—批判的关系。

福柯在《什么是批判》的文本当中，向我们强调福柯什么是启蒙，我们要对理性加以怎样的批判和限定？，要尝试理解批判的一致性。尽管批判在历史活动中体现为“离散的，依赖性的和纯粹他律的。”

自15，16世纪自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前期之前，欧洲出现了一次治理人的艺术的兴盛，它逐步发展演化成为现代国家，社会的治理艺术形式。这种治理化的倾向与不接受治理的态度相对抗。在我们对统治方式的极大关注和统治方式的探索中，发现了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如何才不被那样治理即是说，不被那样，不因为那样，不像那样而受到治理。这形成了批判的初步界定，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它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形式，既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态度，是一种思想方式。它广泛地存在于对于广泛治理的抗议之中，也处于每一个尝试反思压制个体形式的声音当中。

权力——真理——主体这一系列关系构成了批判的核心本质。“治理化的运动是凭借于依附于真理的权力机制在社会实践的现实中对个体进行压制，批判则是主体自己有权质疑真理的权力效果和权力的真理话语。批判的本质上，是确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称为“真理的政治学的语境中解除主体的屈从状态。”

康德对于理性批判的核心，是承认人自身认知的局限。理性并不能超越其自身。我们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它不是让他人说服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自身的认识和局限，就发现了自主原则。服从仅仅以自主本身为基础。

康德与启蒙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来批判启蒙本身。而二十世纪的历史为站在康德一边，提供了历史的批判支点。二十世纪的实证科学对于自身的确信；国家或国家系统地发展中国画的哲学思想是什么，自我证明为理性和深层的历史合理性，而且将经济和社会合理化的程序作为自己的工具；因此，第三种特征是将科学实证主义和国家组织在一起，产生国家主义。治理化得到了理性的合理论证。

所以我们不得不维持着一种批判态度：这既是对康德提出的原则的坚持，也是一种对于普遍治理的反对。

备注：康德在何为启蒙文本当中，体现出的启蒙（这一历史形式）和批判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