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图)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图)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思维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进一步使得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发展近代科学，一定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

-本刊记者/方玄昌 郑伟庭(整理)

《易经》不易。作为“六经之首”，它在产生后3000多年，还被学者“指责”为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诞生的罪魁之一。

当然，更多的人会对这种“指责”进行反驳，试图为《易经》平反。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正如杨振宁自己所说的，加入讨论的人们大多数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压倒，一小部分支持他观点的人士也显示出力量。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2004年10月23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杨振宁：“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碍科学诞生

杨振宁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概念，但他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放在他论题的首位。

杨振宁把原因归结为五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易经中国文化起源，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

至于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易经中国文化起源，杨振宁引用明朝末年大臣兼大学者徐光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徐光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了前六章)。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直至牛顿科学思想的形成。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杨振宁在报告中说。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徐光启的翻译本存世近300年，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显然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容易接受推演逻辑有关。

另外就是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另外，杨振宁认为中医理论中把疾病与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的分类，也是受《易经》理论的影响而来。

报告中，杨振宁还指出《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另两个方面：“《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杨振宁一再强调，他提出这些观点，并没有攻击传统哲学的意思。他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光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图)，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关于逻辑问题，董光璧说，中国没有系统的逻辑学，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显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逻辑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却有优势。“西方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逻辑系统，他们习惯上把从特殊-特殊归到归纳里，一般-一般归到演绎里。中国逻辑的特点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仅从对称考虑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

董光璧举例说，中国有互补或者说对称推理，即有阴必有阳，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我们看看发现正电子的过程，既然发现了负电子，根据对称原理推论，就一定会存在正电子的。”

陈方正：中医药是中国成功的科学

参与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易经中国文化起源，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

陈方正还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

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陈方正还对中医药的“现象学”(根据观测，依凭经验建立模式理论)理论在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现在科学的一个热潮就是基因学，基因不能完全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整个基因科学是需要数理科学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现象科学，是描述性的。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陈方正也承认，中医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逻辑性的数理科学来支撑。

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图)，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三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有争论的应该是第二个，《易经》是否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还有待于史实考证。”

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