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欧洲的耶酥会士们(图)

：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欧洲的耶酥会士们(图)

中国文化在近代对西方世界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文化思想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启蒙运动对于西方近现代发展的巨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7、18世纪欧洲的这场思想大革命，把欧洲从宗教专制和封建专制中相当大程度上解放出来。在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影响下，西方世界解开束缚，逐步发展成现代的工业社会，成为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主导角色。

引起启蒙运动的内在因素，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上升以及工业文明的发展，这种现实的发展，要求破除宗教专制和王权的独裁。这种大背景下，欧洲出现了一批启蒙哲学家。他们思考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出路。欧洲启蒙运动，也正是在这些哲学头脑的带领下完成的。

在欧洲这个转轨期，这里的思想者们除了汲取希腊文化精神之外，在他们面前，出现了来华传教的耶酥会士介绍过来的中国文化思想。清新自然的中国文化思想，让欧洲思想者们眼界大开。哲学家们从遥远的东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他们吸取中国文化的精神，开拓自己的思想，坚定了反对宗教蒙昧和封建专制的决心。中国文化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启蒙哲学家，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

（１）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欧洲的耶酥会士们，带着传播基督教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大约1700年开始：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欧洲的耶酥会士们(图)，在欧洲出现了所谓的“礼仪争论”，即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是否有跟中国的祭祖祭孔等礼仪相违背的问题。耶酥会士为了向欧洲的教会证明他们眼中的所谓儒家哲学与基督教教义不矛盾，他们深入中国文化之中，并详细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这个过程持续了百年之久。

当然，耶酥会士们介绍的中国，有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所以有意弥合两种文化的差异，把对中国文化的解释有意无意向基督教思想靠拢，以获得欧洲教廷的支持。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不少教士，的确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触动，而对中国文化发出从心而出的赞同，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根本之处要胜过宗教神学。所以就有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由于太过赞叹中国文化，著作者生怕背上叛教的名义，所以干脆匿名或者不具名发表。

随着“礼仪争论”的发展，欧洲关于中国的书籍汗牛充栋。汇通中西的耶酥会士们不断翻译或者编著关于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书籍。翻译的中国经典包括《大学》、《中庸》、《易经》、《书经》等，编著的主要的书目包括《中国现状志》、《中国现状新志》、《中国皇帝传》、《耶酥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之哲人孔子》等，还有介绍中国历史及国情的书籍如《中华帝国史》、《中国新图》等。

以法国为例，“到1720年，国王（路易十四）的图书馆已经拥有超过1000卷中文书，接着，这个数目飞速增长……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印刷出版一套在中国评价最高的丛书，包含了160，000卷。传教士们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在１８世纪，法国知识界很熟悉中国社会制度的大概，甚至有人说法国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本身某些地区的了解。”

路易·德·鲁·圣西门的《回忆录》第51章说到：“有关中国的争论已开始在诸如孔夫子和先祖的礼仪等问题上大肆喧哗了……耶酥会士们允许其新教徒这样做，而巴黎外方传教会则禁止他们的人这样做。前者坚持认为这些礼仪纯粹是世俗的，而后者则认为它们是迷信和崇拜偶像。反对耶酥会士们的这场诉讼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人们写了许多范围非常广阔的论著，提出了许多问题，列举了事实，掌握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多部完整历史的著作”。

“礼仪争论”在欧洲主流社会影响巨大，教会、思想界都加入讨论中。这种争论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文化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寻求精神解放的欧洲哲学家们，惊喜地从耶酥会士们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中发现了新的精神世界。他们看到，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秩序的国度竟然不需要神的启示，而可以建立在无神论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

当时介绍到欧洲的所谓儒家思想，既包括孔孟的思想，也包括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思想。耶酥会士们把这分别称为“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他们极力证明儒学思想中的“天”以及“天理”，跟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想证明儒学的根本之处，跟基督教不相违背。

然而，这终究只是耶酥会士的误解或者是附会。无论是所谓“原始儒学”还是“新儒学”――宋明理学，其实都认为世界有自身的道理，并不承认是由有人格的上帝所创造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揭示着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自然有着本身的规律。这里并没有类似基督教“创世纪”的思想。

虽然宋明理学已经是中国文化趋向保守僵化的表现，但至少也在宣扬一种“天理”，倡导自然的法则和精神，所以当然是无神论。所以从根本之处看，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同的。传教士们要找出中国文化思想与基督教的相同点，却是那些正在寻求思想解放的欧洲哲学家们，从耶酥会士们的介绍中，看到了反宗教专制和政治压迫的有力的武器。

“１８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不论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或是新君主主义者，几乎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没有奇迹、启示或圣事的常识的‘自然宗教’……在欧洲异教的古代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对儒教那样地正式采纳过这种类型的哲学。法国的自然神教者相信他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作为全国崇拜的‘哲学家的宗教’。”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 。

很多的西方学者经过研究后认为，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文化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家，进而促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学者孟德卫评价说：“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异己的希腊罗马权威和基督教相调和，这就为17世纪基督教与中国哲学相调和提供了先例。随后，在18世纪的法国，没有神圣启示的儒学，作为一种令人赞赏的哲学被反基督教的启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论和开明专制的中国君主成了启蒙思想家向欧洲宣传的极好典范。”

英国著名学者赫德逊认为：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宣传的宗教。（245页，《欧洲与中国》）法国学者安田朴说：“尽管有传教士的入侵，中国被欧洲化的程度则远没有基督教西方的中国化程度明显。”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欧洲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相当积极：“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更是有人评价这段历史说，“启蒙哲学家们简直把孔子当作他们自己的圣人”（《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74页）德国学者赖希魏因更认为：“孔子是（欧洲）这个世纪的守护神”。

（2）中国文化帮助构建欧洲的“理性”

理性，作为哲学生发的源泉，是启蒙哲学家们心中的明灯，也是欧洲摆脱神启而部分回归人本的必由之路。而欧洲哲学家们“理性”哲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启示。

综观启蒙运动时代欧洲哲学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果说欧洲的理性哲学的建立，没有中国文化在其中的促进，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当时的欧洲，普遍崇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形成了全欧洲范围的“中国热”。当时所有的欧洲哲学家都涉猎了中国文化，他们发现了中国文化具有无神论以及他们所认为是“理性”的东西，而所有这些，正是他们要寻求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精髓，勉强冠以一个名称叫做“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禅文化认为，“挑柴担水，无非妙道”。“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语言却又不能把握它的实质，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所谓的“道”，勉强用文字来形容，是指“小我”跟世界的完全融合，是一种“心物一如”的体认。老子又说：“道法自然”。这“道”，当然不承认在此生动的自然之外，还另有主宰存在。“道”所体现的当然是无神论。

中国就是深蕴着“道”这种文化思想的国家。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实践着这种文化思想。那么，欧洲的哲学家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中国文化同当时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和封建专制相比，是一种平实的体认自然的文化。他们看到，一个东方民族按照自然之道而不是神的启示在生生不息地延续其文明。“道”这种东方思想，经过耶酥会士的介绍和欧洲哲学家们脑中的盘桓，演变成了欧洲的“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人的“理性”并非等同中国文化的“道”。理性终归是思维领域的活动，只是这种理性不认为有外在的主宰存在，并认为人凭着思维就能够发现世界的真相。这“理性”跟“道”是有根本差别的。“道”是必须脱离思维窠臼才能体证的，而“理性”终究是思维活动。

从思想的相似性来说，欧洲哲学家们的理性哲学，跟宋儒理学的思想体系更接近。“理性”和“理学”，同一个“理”字，显示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理学是“道”的精神趋于有形化和思维化的表现，而这正好和欧洲人的“理性”相类似了。

谈起欧洲哲学家受到宋儒理性哲学的影响，这里要谈到当时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的另一个情形。耶酥会士努力融合基督教与所谓原始儒学的精神，努力证明“天”“神”“上帝”这些名词跟基督教的“上帝”为同一个概念，而对于宋儒理学则持批判的立场，对宋儒的“理”和“太极”，认为是唯物主义。而当时欧洲学界对中国文化的争论，对宋儒理学是否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争论是一个焦点。耶酥会士们否定宋儒理学，然而反对宗教蒙昧、崇尚理性的欧洲哲学家们，却从理学中看到了他们想建立的东西――理性哲学。

中国文化风靡了当时的欧洲，如果说有哪个启蒙哲学家们没有对中国文化加以了解，那谁会相信呢？作为一个现成又足够醒目的榜样，无神论和崇尚自然的中国文化触动了所有启蒙哲学家的神经。没有哪个启蒙哲学家，其理性哲学的建立，与从中国文化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没有关系。

以德国启蒙运动先驱莱布尼茨为例。他倾心中国文化，其理性思想的构建，受了宋儒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宋儒哲学家“尊崇理，即最高的理性。”（《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244页）他曾撰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驳斥耶酥会士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观点，认为宋儒哲学的“理”跟基督教最高神并无区别。且不管他的观点是否合理，由此却可以看到他接受了理学的思想。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考证，莱布尼茨根据宋儒的“理”建立了他的哲学中心，就是所谓“理由律”。他用种种名称如“我的大原理”，或“最高秩序之法则”，或“一般秩序的法则”等，都和宋儒理学有明显的联系。莱布尼茨1670年写的书都只说到对称律，但是在1687年《中国之哲人孔子》一书在欧洲出版以后，他读到了朱熹注的《大学》、《中庸》以及《论语》的译文，并在之后开始构建他的“理由律”。这很难说不是受了宋儒程朱所说‘理’的影响，而以“理由律”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

身为基督徒的耶酥会士，也看到中国文化揭示着他们所认为的理性的精神。耶酥会士李明说：“孔子哲学里，理性是遍一切时间和地点，虽然塞涅卡，也没有说出孔子以上的名言。”美国学者孟德卫认为，中国哲学中包含的理性是欧洲人所推崇的。“孔子最有名的一幅肖像在1687年由耶酥会士呈现给欧洲人，这幅肖像把孔子描绘成在图书馆内的学术贤哲而非在庙宇中的神祗先知。这种描绘显示了耶酥会士是如何强调孔子的理性一面，这正是欧洲人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

另外，启蒙哲学家们虽然看到中国文化没有宗教神秘的一面，却又因思想背景的局限，也或者因为当时的语境不得不迎合实际情形，他们在中国文化精神上冠上了“神”的概念，这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哲学是“自然神论”。这无疑也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误读。但是无论怎样，欧洲哲学家们毕竟看到了中国文化倡导无神论和“道法自然”的一面，并且这种文化保证了一个国家持续数千年的繁荣。这足以给哲学家们力量和作为借鉴的榜样，而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建立起他们的理性哲学了。

破除了宗教和政治专制的桎梏，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人的思维获得解放，理性和自由思想得以张扬。理性在欧洲逐渐张扬的结果就是，逐渐发展出平等、自由、民主这些价值理念。由此可见，欧洲在摆脱宗教和政治专制而走向“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进程中，中国文化起了促进的作用。

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参照和启发，欧洲启蒙运动能否达到其所达到的程度？笔者持怀疑的态度。基督教是欧洲长时间的传统。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即使深处其中的人希望寻求突破，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传统是否能在内部自行获得突破？即使有突破，能否有如同欧洲启蒙运动所达到的那种结果？

从诸多民族的革新历史看来，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来自更为有力的文化的冲击，常常都是有重大意义的。由此也可以判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启发，欧洲启蒙运动不会达到那样的效果。在欧洲的启蒙时代，在欧洲人的心目中，遥远的中国正是以无比强盛的姿态存在的（且不论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否已经正在走向衰退）。这个欧洲人所认为的物质和精神上都强盛的东方国家，其对欧洲具有文化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实际上，当时欧洲启蒙哲学家，通过耶酥会士的介绍，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了解中国文化，而象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狄德罗等人，更是十分强调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受到欧洲启蒙哲学家们的广泛重视，而且从他们的思想中也往往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痕迹，这就不能不说欧洲启蒙运动没有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了。

（3）中国文化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启蒙运动时期产生于法国的重农学派是启蒙思想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而中国文化对这一学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托克维尔为《魁奈全集》作序时说：“真正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可从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者著述中发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倒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的系统的理解。”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实际比任何体系都早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且把资本所依以被生产和所依以生产的条件中国哲学思想起源，视为生产的永久的自然法则。”（《剩余价值学说史》，转引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３０５页）

也正由于重农学派理论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马克思把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称为“政治经济学始祖”。而这位“政治经济学的始祖”，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重农学派主张依照自然法，重视农业，破除政治干预，实现经济自由。这其实是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所谓的“自然法”，魁奈认为就是中国的天理天则，即中国文化中的“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一切人类的秩序遵循自然的规律来建设，那无疑是最合理的秩序。在重农学者看来，中国历代是按照自然法来安排农业生产的。

当时法国的政府财务总监杜尔阁力图实现重农学派的思想，实现实业自由的计划。虽然他表面上承认“合法专制”，但由于实际上在鼓吹经济自由，无疑对希望绝对独裁的法国君主专制形成极大的挑战，从而杜尔阁的思想就成为革命的理论，终于不能为皇权所容忍而告失败。

但是可以看到，重农学派在其思想的起源处中国哲学思想起源，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而从重农学派理论中，又生发出了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的思想受到重农学派的很大影响。他与杜尔阁过从很密，主张经济放任自由，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间接受到中国思想影响。他的著作《国富论》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国的材料。综合以上，不能不说欧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思想，从源头处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启示。

（4）中国政治制度对欧洲的影响

欧洲哲学家们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是一体的。一个以无神论为指导的国家，也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了他们巨大的震动。欧洲启蒙哲学家眼里，相对于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绝对的王权专制来说，中国的君主制度无疑要开明得多。欧洲的很多皇帝，独断专权，是凭着一己意愿肆意而为的。伏尔泰形容这样的独裁政府：“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

相比之下，中国的君主制度，完全不同欧洲的君主制度，显现出开明乃至法治的色彩。至少从制度设计上是这样。中国法律赋予皇帝无限的权力，但同时对这种权力也有制约，要求他克制和谨慎地使用权力。中国法律要求皇帝待臣民如慈父而非奴隶主，这种要求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其次，律法也规定，朝中官员每位都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并提出建议。耶酥会士利马窦就发现：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欧洲的耶酥会士们(图)，中国皇帝只有在与大臣磋商或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后才能对国家大事做出最后决定。再次，皇帝的所有行为都要被写入史书，这就使每个在乎自己名誉的皇帝足够警醒。这一切，就足以区分是绝对的专制与否了。难怪伏尔泰、魁奈等人，对这种君主制度的设计眼前一亮，并有意让欧洲也采用类似的开明君主制度了。他们了解到，原来中国的皇帝不仅不能为所欲为，而且是要以爱百姓为自己的道德约束的。

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中国这种开明君主制虽然往往要打很大折扣，但是还是有不少在开明君主治理下的时代，经济富裕，文明兴盛，比如汉唐，比如康雍乾时期。这种情形，在欧洲王朝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华文明的兴盛，中国在历史上在各个领域领先世界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的君主制度并非那种绝对的专制。因为在绝对独裁专制下，不可能出现象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长时期的兴盛局面。

当然，中国开明君主专制的思想在欧洲的影响，只是昙花一现。因为随着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浪的酝酿，称羡中国皇权制度的思潮毕竟不能持久，而至多是对当时极度独裁的欧洲皇权的一种思想反抗。欧洲人在政治制度上走上了宪政之路。

但是中国哲学思想，对欧洲宪政民主的形成，也并非没有影响。这里只举数例。谈到民主，波提埃在《东方圣经》中说：“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更为激进。”1793年，法国的罗伯斯比尔将《论语》里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直接写进了著名的《人权宣言》。

启蒙哲学家们从中国文化思想中看到道德的力量，看到道德对君主治国以及对民众日常行为的影响巨大。这也成为他们讽刺当时欧洲政治黑暗的凭借。他们认为，中国人遵循的这种道德，并不由上帝裁定，而是由人的理智产生的。《孔夫子的伦理》一书中作者傅歇“赞扬孔夫子伦理的原因是这种伦理并非出自抽象的原则，而是在固有真理的标准—理智的启发下产生的。这是追求实际者的一种，而不是玄学家的伦理。此外，由于源出于这种伦理的批判思想，它不向人要求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而是要求任何普通人都可以了解和由此也可以完成的义务，因而理智是具有普遍性的。”（22页，《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他们使一切都从属于社会的安宁和众人的秩序，不让它给人造成妨碍。在这一点上，它高于其他民族的法律中国哲学思想起源，确实妙不可言”。

中国的制度对西方的一个实在的有力的影响，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影响了西方文官制度。欧洲的政府官员是世袭的，中国则每年举行考试来公平竞争，而且平民百姓也可以报考。这种公平的考试制度受到了伏尔泰等人的赞赏。魁奈认为，公众的福利要依靠对“自然秩序”的研究—也就是对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正确宪法的研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正是促进未来官员进行这样的研究。他说：“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别的国家都忽视了这种体制（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性，但它是政府的基础。”

欧洲一些国家后来的文官制度，正是仿照中国文官制度而设。这种在品学兼优的文人中通过科举而选拔官吏的做法曾经让欧洲惊得“五雷轰顶”。（715页，《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欧洲当时选拔官吏，只会看重门第和金钱，而由于宗教专制统治，所有有抱负的人都必须进入教会才会有发展。中国选贤的方法是选拔真正有才学的人，无疑平等得多，也民主得多。而中国历史上，更是有把官位奖给没有学识但农耕成绩突出的农民的。伏尔泰就了解到：“有些官位是留给那些在伦理道德中表现得最杰出的农民的，就如同留给那些在农业中获得最大成功的人一样。大家应该承认，在我们之中，人们只会看中身体比较强壮的农民，因为大家认为他生活富裕。”

当时的英国在欧洲一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英国在欧洲受尊重的程度“取决于实施中国政治的这一准则的准确程度”。（715页，《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欧洲文官制度的影响了。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提到：“近来的一些事态的发展证明，伏尔泰和魁奈喜爱中国是有其道理的。在过去60年中，英国的文职人员一直是按照公开竞争考试的原则招收的，自1882年以来，美国以‘任人唯贤’代替了‘分赃制’。”

1983年，我国人事部在北京举办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曾邀请在美国卡特总统时期担任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他当时就说：“当我接到邀请到中国向中国人讲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是深感惊讶的，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到，由于对本国文化的漠视，我们许多人已经不知道历史真相。这个细节也是我们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一个证明。

（《东方有圣人-中国文化影响西方思想家》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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