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白晋的人在巴黎就《易经》

耶稣会士白晋的人在巴黎就《易经》

1697年一个叫白晋的人在巴黎就《易经》为主题作了一次演讲。

在演讲中，他把《易经》视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

白晋出生于1656年，22岁加入耶稣会。九年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选派了一批耶稣会士到清朝进行传教，白晋就是其中之一。

白晋像

这一年，正好是清朝康熙二十六年。围绕白晋和康熙以及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展开了一段传奇的故事。

康熙的信任

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布雷斯特东渡，经过暹罗(今泰国)，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月23日)夏，抵浙江宁波，请求在华永久居留。

其中有一位神父被暹逻国王留下易经的发展历程，其余五人最后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

这五个人里就有白晋。恰巧当时任职钦天监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年事已高，康熙帝正在物色新人接替，就批准他们进京。白晋和另一位神父当即被康熙帝留京供职，其他三人则获准前往各省自由传播耶稣教。

白晋像

很快白晋就与康熙建立起了不一般的联系。让两个人关系迅速拉近的原因并不是白晋带来的西方知识技术，而是白晋对《易经》的研究。

《易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第一经”，没有任何一位清代学者（无论是满人、蒙古人还是汉人）如果想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都不可能不对《易经》进行系统的研究。

毫无疑问，耶稣会士白晋之所以能够成为康熙皇帝亲密且信任的顾问，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对《易经》有共同的兴趣。——司马富《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第五章》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任命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四十九册，回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

白晋辗转于水陆，至1697年3月才抵达布雷斯特，5月回到巴黎。当时，在法国只有23册汉文书籍，因此白晋带回的这套汉文书籍让路易十四感到非常欢喜和惊奇。

白晋著作

白晋带去巴黎的汉文书中，就包含《易经》。这才有了开头演讲的那一幕。《易经》西传的历史中，白晋的作用尤为重要。从白晋开始，在华的天主教教士之学术研究也渐渐显示了分化的倾向。

一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易经》的评价，也是各有各的说法。

在司马富的《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中》，他对《易经》在中国宇宙论、伦理学、占卜和大众宗教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阐述，围绕《易经》对各个方面的文化影响做了深入的探讨。

《易经》的地位与争议

虽然《易经》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威性很少得到西方学者的充分认识。

但《近思录》被西方学者誉为“公元后第二个千年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近思录》里是这样说《易经》的

《易经》“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

清代大学者王夫之也说：

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

在整个清代，《易经》仍然是一部权威几乎不可撼动的神圣著作，它不但是人们行为的道德指引，也是概念和指涉的丰富资源。

无论是在占卜还是在一般学习的过程中，要想把《易经》当做“答案之书”，使用起来都非常复杂。

《易经》恰如其分的结构、阴阳式的对立面调和、晦涩的语言、多样的符号、层叠的意义，以及爻、卦以及原卦（三爻卦）和成卦（六爻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除了头脑简单的人，谁都无法简单地解释。——司马富《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

康熙帝曾经说：“我告诉自己的宫廷讲官们，你们唯一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本书（《易经》）看得过于简单，因为里面有许多言外之意。”

在古代上至帝王，下至普通老百姓，《易经》的作用无处不在。甚至在“文学评论”、“婚丧嫁娶”、“占卜算命”、“科举晋升”、“法律文书“””这些毫无关联的事情之后都深受《易经》影响。

但在西方学者眼中，《易经》有了不一样的地位。

《易经》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就此问题，曾毫不犹豫地指责《易经》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易经》这种精致化的符号体系几乎从刚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易经》乃是一种把新奇事物搁置起来，然后对之无所事事的系统……它导致了概念的格式化，几乎类似于某些时代在艺术形式上所出现的那些格式化，它们最后使得画家根本就不去观看自然界了。——李约瑟

在司马富教授的眼中，李约瑟的说法并不全面，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李约瑟会持有这样的观点。因为《易经》几乎对自然界的一切都做出了某种解释，这样就阻碍了人们去探索更多的未知。

司马富指出了李约瑟逻辑上的错误。

其中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仅是对一种文化的早期状况或风俗习惯的描述与一个原因（或必要条件）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就是“指责早期科学影响了后期科学的发展”。再者，假设后来没能发生的科学革命是抑制因素的结果，也就是说，“以某一时期缺少某种现代的东西为由，来解释以后未能达到现代化的原因”。——司马富《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没有《易经》的话，中国科学家将会“进一步前进”，那么说“《易经》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就不能算是一个正确的结论。

其实司马富在书中论述的《易经》这部分内容，根本意义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从不同的出发点看待清朝、看待中华传统文化耶稣会士白晋的人在巴黎就《易经》，到底有多少可能性。

这本《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就像是一本西方人视野中的“明清中华传统文化大百科全书”。

司马富与《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

美国汉学家司马富，是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学士、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中国近代史。他的代表作《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

最近10几年，历史文化类的书，往往走的是19世纪纪麦考来的文史合一写法。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李开元的《秦崩》《楚亡》都是这种。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外行能看热闹，内行能看门道。

但这种写法也有极大的问题，没有足够的学术功底和文字表述能力就容易做个四不像。内行自然不屑一顾，外行看来也就是读了个小说故事。更是有人随便看点野史就开始了小说创作，美其名曰“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观”。

如上述史景迁等人的作品，真正的文史合一是在史学范畴内，用文学化的叙述去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而一些不负责的作者易经的发展历程易经的发展历程，所谓的“文史合一”，基本上就是历史同人文，搞得跟破案故事一样，花里胡哨什么意思都没有。

我们必须承认，史料史实是历史书的基础，但不是全部。一本好的历史书，更多的是在辨析历代人对史料的解读中耶稣会士白晋的人在巴黎就《易经》，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历史书不是破案的书，而是辩论的书。

司马富这本《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反潮流的。这本书并没有采取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写法。而是踏踏实实地在做论述。

这本书锁定的命题非常的宏大。从明朝文化遗产，开始讲起，到明清易代，清朝的276年历史。中国的文化是如何变化的。清朝的统治者满族人对汉文化的态度，以及两者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书中插图

全书十一章，以主题的方式组织起来，但这本书强调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之于总体的交互关系。

前两章是以时间为顺序，概述明清两代的中国统治者如何回应变动中的地方、区域和全球环境，以及他们的统治如何塑造了进入20世纪的满族和汉族的观念和制度。

接下来的两章详细分析了清代的制度，展现了传统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反映并同时加强了中国人的秩序感、文化统一观的多种方式。

《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书中图表

接下来几章是对语言、思想、宗教、艺术、文学、社会风俗的讨论。《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后一章探讨了中华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位置。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大多数时段中——包括民国时期（1912—194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至今）——对满人的贬抑都是学术界和民间的主导话语。

《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书中插图

《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书中插图

司马富将清朝置于历史和全球视野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他们的观点是如何在他们的制度、物质文化和习俗中表现出来的。在“清朝文化完全汉化”和“清朝文化充分保留了满洲特征”的两极观点之间，作者找到中间地带，利用丰富的多语种的文献资料，展开充分的讨论，提供了关于晚期中华帝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且完备的介绍。

作为海外汉学界为数不多的系统关注清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专著。本书一反碎片化细节化的研究趋势，从大历史的角度呈现中华传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完整，与全面，是《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特征。